我现在现已活到了人生的半途,拿一日来比喻人的终身,现在正是中午。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.需要一些时间来打败清晨的脆弱,然后就要投入作业;在正午时分,他的精力最为充分,但已模糊感到疲乏;到了傍晚时节,就要总结一日的作业,预备沉入永久的歇息。按我这种说法,作业是人终身的主题。这个主见不是人人都能赞同的。我知道在中国,乡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终身的主题。把儿女养大,自己就死掉,给他们空出当地来——这是很盛行的主见。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主见,但不知是不是很盛行: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终身的主题。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,可以体会到这种主见。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:副系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教授、某某教研室副主任,等等。假定能把这些“副”字去掉个把,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,但这些“副”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主见。趁便说一句,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,发现他们的石碑上只写两件事:一是生卒年月。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;这就是说,他们以为人的终身只需这两件事值得记叙:这位天主的子民从前来到尘世,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,写其他都是多余的,我觉得这种主见比较质朴……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象是过火伤感,仍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。
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观点推荐给青年朋友们:人从作业中可以得到趣味,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。相比之下,从金钱、权力、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高兴,总要受到限制。举例来说,现在把生育作为日子的主题,首先是不合时宜;其次,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,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;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果。我对权力没有爱好,对钱有一些爱好,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——做我想做的事(这件事对我来说,就是写小说),并且把它做好,这就是我的方针。我想,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。
依据我的经历,人在年轻时,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终身要做什么。在这方面,我倒没有什么详细的建议:干什么都可以,但最好不要写小说,这是和我抢饭碗。当然,假定你顽固要写,我也没理由反对。总而言之,干什么都是好的;但要干出个样子来,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庄重地点。人在作业时,不单要用到手、腿和腰,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胸襟。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可重视,这样就会把作业看成是受罪。失掉了高兴最主要的源泉,对日子的心情也会因之变得暗淡……
人活在世上,不光有身体,还有脑筋和胸襟——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了解。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,科学还不能说清楚。胸襟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。对我自己来说,胸襟是我在日子中想要到达的最低方针。某件事有悖于我的胸襟,我就以为它不值得一做;某个人有悖于我的胸襟,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;某种日子有悖于我的胸襟,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。罗素先生曾言,对人来说,不加检核的日子,确实不值得一过。我赞同他的意见:不加检核的日子,归于不能接受的日子之一种。人有必要过他可以接受的日子,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。人有了胸襟,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日子。
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主见:只需能活着就是好的,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。从一些电影的姓名就可以看出来:《活着》、《找乐》……我对这种主见是断然地不赞成。由于抱有这种主见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,从而使日子自身失掉意义。崇高、清洁、布满趣味的日子是好的,人们很简单得到共同。卑贱、龌龊、匮乏的日子是欠好的,这也能得到共同。但只需这两条远远不可。我以写作为生,我知道某种文章好,也知道某种文章坏。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初步写作。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,那就是: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,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,冠以我的姓名登在报刊上。以小喻大,这也是我对日子的心情。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